從“有名”向“有實”邁進 信用建設加快立法進程

信息來源:中宏網     發布日期:2019-09-04    【字體:

   中宏網9月3日電(記者韓鵬飛) 從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全面鋪開以來,以信用為核心的監管新機制在各個領域刮起了誠信監管的“旋風”,政務誠信、商務誠信、司法公信和社會誠信,在這四個領域,新監管治理體系的推進,讓人們在誠信方面的“獲得感”明顯增強。尤其是失信聯合懲戒的治理機制更是上嚴重失信違約的個體“聞風喪膽”,讓自覺守信的個體有種愉快的“成就感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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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我守信,我光榮”的心理暗示在社會群體中傳播,這種正能量激蕩著人們自覺自愿遵守信用這跟行為“準繩”,講誠信也成為一種社會價值觀的重要體現。產生這種良好效果,源自于對老賴,高鐵“霸座”,危害人們的食品、藥品安全的打擊整治。不過長期以來,信用聯合治理在司法層面上缺乏法律的界定和保護,也成為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一個“軟肋”,如何突破這個瓶頸,信用立法成為人們廣泛達成的共識。

  信用并非一個道德層面上的行為標準,如果僅靠個體的自覺,社會信用建設無法走的更快,更遠。為了有效保證信用建設成為社會普遍認可的一種準則,信用立法最近再次被提上了議事日程,成為國家推動社會治理形成新型監管機制的重要工作目標之一。

  為此,國家發展改革委召開社會信用立法座談會,發改委副主任連維良就《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信用法(部門起草稿)》與信用建設部際聯席會議各成員單位代表進行廣泛座談,并提出要以更大力度對重點難點失信行業和領域的問題列出清單,并開展專題研究,深入分析失信的內在成因,為信用立法工作提出有力的參考,盡快形成符合信用建設實際情況的立法草案文本,并在立法過程中充分吸納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,按照立法程序,依法依規加快推進信用立法的進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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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毋庸贅言,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中,信用始終是一個非常重要的“錨”,誠信已經成為中國人安身立命的根本,只有人人講誠信,整個社會才會奠定下一個良好的發展的基礎。但是,長久以來,信用建設始終在道德約束的層面盤桓,在新的時代,依法治國的核心理念的指引下,信用建設需要完成法治化的蛻變。

  誠信不僅僅是一個道德問題,更是一個法律問題;誠信不僅需要德治教化,更需要法制保障。2016年12月,中共中央辦公廳、國務院辦公廳印發《關于進一步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建設的指導意見》,針對道德領域突出的誠信危機,明確提出要“加強社會信用體系建設,完善守法誠信褒獎激勵機制和違法失信行為懲戒機制”。數據顯示,我國每年簽訂的合同大約在40對一份,在一個經濟社會當中,合同是人們維護自身利益實現合作共贏不可缺少的“介質”,也是契約精神的重要體現。

  在社會交往活動中為什么要突出“契約”的重要性呢?這是交易成本最小化的自然選擇,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最大限度的保證人們的合理權利,試想在一個爾虞我詐,互不相信的社會體系當中,一個商人要向完成一單交易,并確保最終能夠拿到合理利潤,其要付出多大的成本?這恐怕是一場“災難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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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契約”精神的本質是誠信,而誠信的維護需要法治環境的保障。然而,從國家層面看,目前除了2013年頒布的《征信業管理條例》和2014年頒布的《企業信息公示暫行條例》以外,推動社會信用體系建設,也就是為信用“正名”的法律文本目前還未出現,這個領域還是一片空白。

  可以說,信用立法已迫在眉睫,因為,整個社會中人們履約合同的效率僅有50%,也就是說因為不講誠信導致的社會經濟活動的直接損失超過了6000億元。這些損失如果用在提升全國人民的社保福利水平的話,大家都會躍升一個量級,也就是說,只要信用體系建設的更加牢固,人們的獲得感將會顯著增強。

  2018年,信用立法被納入到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當中,。然而因為立法條件尚不完全具備、需要繼續研究論證,一些立法的條目尚不清晰等原因,致使社會信用立法項目僅僅排在第三類項目,也就是說距離通過這部立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,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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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完善和構建守信聯合激勵和失信聯合懲戒機制應當立法先行,依法打造“一處失信,處處受限”的懲戒格局,進而使各類信用主體不能失信、不敢失信、不想失信,已經成為信用立法的靈魂。

  不過,在時隔一年之后,發展改革委牽頭再次組織召開信用立法座談會,其“含金量”還是相當高的,與會者普遍認為,此次社會信用立法條件已經趨向成熟,社會各界的立法意愿表現的越來越強烈,同時參與信用立法的部門和人士也在不斷增加,這些因素共同形成一道合力,推動信用立法加快前進步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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